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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宪法和行政法规之间的断层使得行政区划管理工作有法难依。

要么像法国那样成立政治性机构宪法委员会来处理违宪问题。但是，在普通法传统中，由于法院在司法个案中不断解释英国不成文宪法中确立的政治原则，包括法治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等，并根据这些原则对法律进行解释以及决定是否在个案中采用，由此英国的法院对于维持英国的宪法传统的权威发挥了巨大作用。

并且，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也不尽相同。鉴于违宪审查制度要在宪法层面上处理党章和宪法的关系，从而规范党和国家的关系，因此，违宪审查机构也应采取这种模式，在党和国家两面分别成立相应机构，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对涉及党章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涉及多元法律规范与党章和宪法相抵触的重大违宪问题进行统一审查和处理。这种主张既有来自理论上的要求，也有来自现实中的要求。那就只能选择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解释或就一些本来就准备废除的法律作出违宪审查，而且即使解释也不会超越教科书的理解，更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法理创新。不同于美国的司法模式，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则兼顾政治和法律，一方面在委员会构成上不强调有法律专业背景，另一方面除了依照宪法对立法和行政规章行使违宪审查权，也被赋予了许多政治职能，包括监督选举，确保选举的公正，解决选举中的纷争，甚至可以裁定选举结果无效等等。

正因为如此，当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就无法像毛泽东那样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司法审查制度对宪法权威的作用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

与此同时，这一点也使得作为共同体法律基本秩序的宪法，与法秩序中的其他内容之间的紧密联系变得清楚易见了。若没有立法者这种具体化的法律，宪法的目标就无法达成。如果是自由民而非公民，只能从事民事行为。没有宪法对不当公权力的抵制，民法如同没有围墙的庭院，朝不保夕。

公权指公共权力，侠义上仅指国家权力。平等原则对契约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形成约束。

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永续形成义务更是说明，宪法高于民法，基本权利价值不容伤害。不成文宪法依然存在，它们是公平、正义、平等。[16]其作为公的一面表现为取得公民资格，参与公共生活，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果发生这种逻辑上的冲突，则按照冲突规则该低位阶的规范即为无效。

这些均表明，罗马法非自生自灭，而是经由民主国家的立法规定的，是公权发动的结果。在政治上，立法权来自宪法的委托。[13]政治权利指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德国学者巴夫厚认为，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纯粹用来限制人权的法律，例如刑法和警察法。

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之。[12] 私权指私人领域的权利，英文为Civilrights。

我们宪法把我们构建成私人人民……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宪法的根基：我们人民》，孙力、张朝霞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在1958年的吕特一案中，[39]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次提出了客观价值秩序这一概念，认为宪法规定基本权利是一种客观价值，法官有义务在民事法律中予以贯彻。

日本民法典第一条规定：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只有经过宪法确认，市场经济才获得存在的依据，才具有正当性。其后耶利内克、拉庞德、祁克、美浓部达吉等又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并界定了区分二者的不同标准，包括主体说、服从说、社会说和意思说。参见付俊伟:《现代欧盟私法的发展方向：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载《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同时，解释学要求体系正义，一个基本的命令是人们在解释一条法律规范之时还应尽可能使其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逻辑上的抵触。宪法上的Civilrights包括免受国家侵犯的私权，如人身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它们是私权，但受宪法保护，抵制国家对个人的侵权。

这一事实依赖于不同于公法与私法分立的另一个前提，这就是金字塔式的宪法秩序以及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第三，它是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

[32]虽然具体化是一个在中外得到公认的命题，但其含义却并不十分清晰。其三，公司的社会责任。

这些规定在总体上确立了民法的最高原则，它们是宪法原则。凌斌：《编纂民法典：民族生活的法律归宿》，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15页。

[17]DredScottv.Sandford，60U.S.393(1857)。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二者之间没有一堵绝对不可逾越的高墙，而传统划分标准的改变更是说明这一模式的有限合理性，须引入实证法上的授权与效力理论予以解读。几乎在同一时期，海峡对岸的英伦产生了约束王权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这就是1215年的《大宪章》，说明公法领域的限权革命与私法领域的自治复兴几乎同步而行，证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依存，此消彼长。宪法对民法的约束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民法须服从公共福利（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第二种是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明确具体化，如拒绝服兵役及其施行该条款的法律。[14]宪法和私法共同维护私人领域的自治与安宁，抵制来自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侵犯。

[20]尽管我国民法学界尚有疑惑，一个明确的趋势是社会利益的价值优越于私人自治，[21]社会利益是对私人自治的纯粹的消极限制。以市民社会作为分析工具既是对拿来主义的滥用，也是用域外学术概念解释我国民法现象的结果。

在成文宪法时代，宪法是人民的同义词，立法机关是人民的代表机关，立法权通过人民委托而取得，普通法律的制定得到宪法授权。正因为此，罗马法被称为一切公法和私法的基础。

这是人民主权和授权理论的基本内涵。[41]Privateagreementdontviolatethe14Amendment,butitsaviolationoftheequalprotectionClauseforstatecourtstoenforcethem.SeeShelleyv.kraemer,334U.S.1(1948).美国州法院在审理涉及白人房客签订契约拒绝出租黑人一案中，裁决带有种族歧视的契约有效，该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州法院实施带有种族歧视的契约，违反了联邦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22]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大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形成，意思自治受到更多的限制，承担社会义务。2.明确规范效力的来源。

前述事实同样可以说明，民法并未独立于宪法之外，宪法也未作壁上观，只是罗马法的产生似乎与宪法无甚关联，并由此成为论者观点的有力支持。[21]【意大利】阿尼巴利.马里尼：《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更公正保护》，王莹莹译，载【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私法催生了重要的宪法原则，意大利法学家甚至根本否认近代私法的存在，认为其只是规范私人之间的公法。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和知识产权，而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债权和知识产权并不在财产权的范围中，财产权的内容相当单一，仅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内容。

例如，我国法院曾判决将遗产赠给情人而非妻子的遗嘱无效，法院判决的依据就是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宪法上的任何基本权利都包含形成、保护和限制，这些任务须假手部门法完成。